县城里的陪读妈妈：怕孩子学坏返乡牺牲自我做全职妈妈

摘要：去年暑假，还在读博士的齐薇薇来到安徽省的一个村庄调研。留守在村里的人们常常提到一群去县城陪读的妈妈——许多年轻的女性放弃工作，回流到县城，照顾孩子读书直到高考结束，关于她们的说法中不乏桃色传闻。

过去十年，关于县城陪读妈妈的讨论，不算新鲜话题，但似乎很少有人探讨陪读妈妈在县域教育中的价值。同样作为母亲，齐薇薇也关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妈妈愿意放弃工作全职陪读，她们收获了什么，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选择的？

那个夏天，齐薇薇见到了这些80、90后的年轻陪读妈妈，她们身处现代和传统的夹缝中。陪读生活是苦闷而孤独的，孩子的成绩成了她们人生价值唯一的评价标准。她们分享了那些崩溃、无奈、挫败的生活瞬间，至于陪读的结果，那是她们无法掌控的部分。

为她们的命运而感慨的同时，背后显然还有更多严肃的问题值得思考。我们是否过多地将教育责任倾斜给了农民家庭？农民家庭需要怎样的教育？而当下的县域教育，又理应为此提供什么？

文｜魏晓涵 编辑｜王姗

孤独的陪读妈妈

那些从农村到县城陪孩子读书的妈妈似乎无处不在，齐薇薇总能留意到她们的身影。她们存在于身边那些返乡的亲戚中，以往调研访谈的只言片语间，还有坊间的言谈和八卦中。

去年，她在安徽省东至县的一个村庄做暑假调研，常常听到这里的人们提到陪读妈妈。村庄凋敝，留守的老人们说，年轻人都进城了。儿子出去打工，儿媳妇就在县城陪读；一位“比较开放”的男性甚至和她分享了这样的秘闻——在县城里，寂寞的男男女女组成微信群，一夜情偶有发生，其中一些就是从农村去县城陪读的年轻妈妈。

齐薇薇在湖南师范大学读博士，常常会做一些农村社会学的调研，每年都会去往全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广东、河南、湖南、山东等等。东至县的陪读妈妈让她好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县城陪读？她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正值暑假，妈妈们跟着孩子回村了，齐薇薇见到了其中一位。她不到四十岁，丈夫在北京做装潢。因为大女儿转到县城读初中，她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回来做了全职的陪读妈妈，带着四岁的小女儿，母女三人单独在县城生活，日子过得节俭——家里一半以上的收入都用在了陪读的租房和生活开销上。

见到的陪读妈妈越来越多，齐薇薇得知，这是她们的常态。当农村家庭面临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妈妈通常是放弃工作、回来照看的一方。

“有一个妈妈就是，本来夫妻俩在上海打工。孩子留守在家读小学。天天不做作业，爷爷奶奶也没有办法，老师直接打电话给她，‘你再不回来小孩儿就毁掉了’。她没办法，跑回来陪读，县城工作机会少，她就去了一个母婴店里卖卖奶粉。”

齐薇薇发现，孩子升初三，是妈妈们回流的主要时间点。“普职分流引起了家长的警觉。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职校，为了确保孩子能考上高中，有机会考大学，在孩子上初三时回来陪读。”

这些妈妈和城市里的女性没什么两样。她们是80后甚至90后，许多人回乡之前，在城市里打工。唯一不同的是，她们经历了一场生活状态的巨变——原本在都市里有朋友、有社交，有自己的时间。而当下，生活的时间表都围绕孩子进行。

在陪读妈妈们的描述中，一天的生活通常在学校附近一间小小的出租屋中展开的。像是一场紧锣密鼓的战役：卡着点做饭、接送孩子；放学之后，甚至会仔细观察孩子脸上的表情，随时陪在孩子身边，“有的妈妈会对孩子做特别细微的管控，比如她知道放学回家大概20分钟，如果20分钟孩子没到家，她就要跑到学校找老师了。”

齐薇薇能理解妈妈们的无奈，“其实有的妈妈严格，是因为觉得自身读书太少了，希望孩子成绩好。这样一来，小孩有很大的压力，会当面反抗、顶嘴，觉得没有自由。亲子关系也会长期紧张。”

安徽六安毛坦厂镇，陪读家长每天送饭，吃饭间隙，这位孩子会与母亲说些校园内的趣事。图/CFP

交谈中，她们脸上明显的压抑和苦闷，冲击着齐薇薇。她们倾诉着日常生活的孤独——远离村庄，为数不多的社会交往也是和一同来陪读的老乡，也仅限于偶尔打打麻将、出去逛街；她们大多没有工作，和县城普通上班族的时间是错位的，很难融入这个陌生社会，妈妈们被悬置在一个独立的时空里。

一位陪读母亲讲述着，当场流下泪来。

“她讲到自己有一次崩溃了，大半夜睡不着，就独自在马路上走来走去。陪读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背负着很大的责任。老公在外面打工，也不可能天天诉说自己内心的委屈。”

一些苦闷的情绪在棋牌室、跳广场舞的地方寻找出口。有的陪读妈妈和别人产生了感情，一旦被丈夫发现，家散了的案例也不在少数。齐薇薇觉得，县城对妈妈们来说更像是一个“半熟人社会”，人和人的连接没有那么亲密，背负的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也相对少一些。

无奈的选择

齐薇薇在湖北农村长大。在她读书的年代，去县城陪读的农村家庭还是极少数，“就一两个，可能非常有钱的家里（能负担陪读的费用）”。通常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守在村里读书，交给爷爷奶奶照顾。

陪读妈妈的涌现，是过去十多年的现象。2001年农村开始推行“撤点并校”的政策，乡村学校在短时间内大量关停。2001-2012年间，全国乡村小学从44万所下降到15.5万所。

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村镇里的中小学越来越衰落。年轻一代农民的教育意识提高，然而在他们打工的城市，孩子很难获得户籍，于是去县城读书，成了一个折中的选择。

在不同地域的农村调研，齐薇薇发现，陪读状况完全不同。“比如广东这样的发达地区，就地城镇化，（可以满足孩子教育的需求），没有什么陪读的；广西、海南的话，有些地方家长可能没有那么重视教育，陪读的也稍微少一点”。

在中西部地区，陪读更集中。有学者2017年前往以“博士之乡”闻名的甘肃省会宁县考察，13万常住人口中，有上万名是陪读家长。他们聚居在县城中小学附近的民房中，“不希望孩子继续上一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渴望通过教育，让孩子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社会福利。

陕西商南县。陪读妈妈张昙说：“自己的家一个周末才回家一次，每次灰尘都积了一层。”图/视觉中国

齐薇薇调研的东至县集中了许多陪读妈妈，和当地的经济环境有关。这里靠近长三角，受长三角经济带辐射的影响，服装、餐饮等一些低端产业转移过来，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的地方，总体比较重视教育。”

县城里，能提供给陪读妈妈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且大多是服务类，工资也比较低。实际上，对大多数中西部乡镇来讲，甚至连类似的工作机会都无法提供，大部分陪读妈妈是没有工作的。

在齐薇薇的眼中，这是一代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们感受过城市生活，相比上一辈农民更理解和认可教育的价值；也存留着传统的底色，更重视家庭和孩子，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回来陪读。

这更像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留守在村庄的老人大多跟不上这个数字时代了，老师通过手机和家长沟通，老人们不懂，也不知道怎么管。村里人和齐薇薇讲过一个故事——有个老人不会辅导，小孩没完成作业，老师在家长群里当众批评，老人觉得很没面子，说这个小孩我管不了了，让父母回来陪读吧。

代际冲突不在少数。她访谈了更多村民后发现，是否选择回来陪读？妈妈们面临的外界压力比想象中更复杂。

“也有少部分妈妈是为了逃避外出打工，以留在县城陪读的名义，每天在麻将馆打麻将打到忘我。但更多妈妈面临着社会和孩子的压力——别人都去陪读了，你不去，亲戚朋友都会议论你；孩子看到别人妈妈陪着，也会要求妈妈回来。”

期待同样来自学校。县城中学和小学的校长告诉她——学校肯定更希望家长回来陪读。家校之间的合作能更顺畅，对孩子的性格和习惯的培养总归是有好处。

外界的期待落在这些年轻的陪读妈妈身上，加重了她们的焦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学校可以住宿，但妈妈们觉得学校里吃得不好、住得也不好，别人陪读我也要陪”。齐薇薇说。

去县城陪读，在近十年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卷入其中。原来是高三陪读一年，现在从初三，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学校周边的旧居民楼变得紧俏，房租连连上涨，又增加了陪读家庭的负担。

实际上，陪读母亲能给孩子的教育提供多少帮助呢？

作为研究者，齐薇薇对结果抱着悲观的态度——“绝大多数的家长陪读是没有结果的，能够起到作用是少部分。最终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的就那么几个。”同样研究陪读妈妈的学者们，前往甘肃、山西、湖北等中西部地区的乡镇调研，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她们很难改变什么，能做的只有把孩子的生活照料好，吃好喝好。

要如何面对一个似乎徒劳无功的结果？一位妈妈是这样描述的，“希望孩子不要变坏，能平平稳稳度过叛逆期，哪怕读个高中。我尽力就可以了。”

甘肃会宁，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家长们来到县城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图为她们互相交流毛衣织法。图/CFP

走不出的循环

有学者认为，陪读是农民家庭在教育上的一场风险投资。当一个家庭把所有的资源和注意力都倾注在孩子的教育上，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意味着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否则意味着“陪读失败”。

现实是残酷的，县城的教育资源有限，恐怕后者才是大多数陪读妈妈面临的结果——孩子成绩平平，或者无法考上大学。

除了需要面对挫败感，妈妈们也无法从这场投资中全身而退。“很多妈妈，等陪读结束，已经四五十岁了，基本上无法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能要么依赖老公，要么在县城里找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洗碗工等等。”

江苏淮安，洪泽区外国语实验小学和幼儿园附近的英普瑞斯精工有限公司内一片繁忙景象，陪读妈妈正在生产仪表配件。 图/CFP

她们的遗憾藏在心底——工作没有了，朋友没有了，社会交往没有了，自己也没有意义了。齐薇薇也是母亲，对于人到中年，家庭和孩子教育带来的压力，她感同身受。

“总体来说，陪读妈妈还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脱离家庭又脱离工作，把教育变成了单独的一块，从家庭中剥离出来”。

这些身陷其中的女性，离正常的家庭形态很远了，“生着病发着烧的时候，无法寻求丈夫的关心和呵护，还要拖着生病的身体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丈夫在外面也是一样的。这些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家庭为代价的。”

受传统性别分工影响，妈妈是家庭陪读中主要承担责任的一方，成为城镇陪读大军中的主力。她们分布在全国2000多个县城里，而县城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

生活负担同样压在丈夫们的身上。齐薇薇在村里见到一位父亲，老婆带着孩子去县城陪读，他就在家独自种几十亩的水稻，收入仅仅能维持家庭开支。“家里不能有任何风险，压力非常大，感觉被生活推着走”，这位中年男人这样描述。

在齐薇薇看来，家庭教育责任不断被强化的当下，学校和相关的公共教育机构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县域教育的规划和布局尤其重要。“为无法进城的农民办好乡镇教育，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城镇的学校要为这些孩子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最后，教育是高度专业化的，还是要让教育回归学校”。

那些陪读“成功”的母亲，现在又在做什么呢？

在访谈对象中，齐薇薇见到了唯一一位“成功”的陪读妈妈，她的女儿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即使代价是，在中学阶段和女儿的关系长期紧张。对于她而言，“陪读很有意义的，付出是值得的”。

现在，她陪着刚上初一的儿子在县城继续陪读生活。像是落入了逃不出的循环，她也无奈——“如果不陪读，小孩发展得不好，没有考上好大学，会责怪我的是吧？我把该做的做到，结果如何，至少是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