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现的“公开信事件”暴露高校内部治理之弊

　　10月11日，《朱栋霖教授的公开信》在网上出现，苏州大学教授朱栋霖表示，自己被提前退休，还指文学院院长王尧以权谋私。由于事涉高校生态，该信随即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苏州大学方面通过其官微回应。（《北京青年报》 10月13日）

　　从学校的回应看，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学校有博导退休的规定，朱教授如果认为自己“被退休”违规，可以向校方提起申诉，校方再审查是否违规；学校也有纪检部门，对于学院院长以权谋私，教授也可以向纪检部门反映，由纪检部门启动调查。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当事人为何采用发布公开信的方式，交由社会舆论处理？

　　从学校自主办学角度分析，涉及教授权利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都适宜在学校内部，按照教育规则和学术规则进行处理，就是发公开信，引起舆论关注，最终，要解决问题也得回到学校内部。毕竟，教育的归教育，学术的归学术，舆论的归舆论，舆论不能代替教育和学术做出处理。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可是，为何朱教授要通过发公开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其目的无外乎，通过发公开信，引起舆论的关注，从而倒逼学校启动调查、处理——或许学校此前，针对其反映的问题已经进行过处理，但调查、处理可能并不公开、透明，不能令其信服。

　　类似这样采取发公开信（或网上发帖）的方式，举报学校内部教育腐败、学术不端的做法，近年来并不鲜见。有的是在学校内部举报未果的情况下，想借助舆论的力量，向学校施压，还有的则是对学校能公正处理这一问题不抱信心，而直接通过公开信举报。这种处理方式，表明这些大学并没有建立健康的教育与学术规范，缺乏处理教育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机制，按理，如果学校内有针对教育和学术问题的举报，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应该立即启动独立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公开处理，这样才会确立学校的公信力，也不会一再出现发公开信举报、曝光这样的事。

　　但遗憾的是，大学已经设立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这导致一些教育问题和学术问题，不能在大学内部得到规范的处理。这让质疑者对大学失去信心，也让社会舆论对大学的自主办学能力表示怀疑，再就是，被质疑者一旦被质疑，就一直背着“嫌疑人”的身份，因为没有相应的机制，来证明其是否有问题——有问题，该严肃按规定处理，而没有问题，则还其清白——如此一来，也会有一些“好事者”利用学校这一“管理漏洞”，发布没有事实依据的帖子，以达到打击某人的目的。而且，由于社会舆论对学校的不信任，往往舆论会很自然地站在质疑者一边，相信被质疑者有问题。

　　大学要赢得社会的信任，必须提高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要在学校内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建立能独立发挥作用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管理、决策，交给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而不是由行政部门主导。这样，学校内部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就不需要通过舆论倒逼，而师生也习惯通过学校内部的程序，来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而不是想到把事情“闹大”，对于师生不通过内部程序而发公开信的方式，社会舆论不会叫好而会给其“冷遇”。

　　这也是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对高校的要求，目前，政府部门向高校放权，存在一种担心，即高校获得办学自主权之后，能不能用好自主权，虽然舆论也一再呼吁要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可面对学校内部出现的教育腐败和学术不端，也很纠结。只有完善学校的内部治理结构，实行以教育为本和学术为本的管理，才能消除担心和纠结，加速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进程。

　　（作者熊丙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本文刊载于2015年10月15日中国教育报评论版，原标题为“公开信背后打折的是程序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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